下星期一（2／25）學測放榜日在即，考生在等、家長在等，他們緊張得合情合理。但台灣特有的風景是：放榜日在即，校長在等、媒體在等、學校在等，整個社會都在等。


等什麼？他們等的是：一放榜，採訪通知發出去，記者進到學校來，滿級分榜單貼滿滿。每年一到這個時候，報紙版面上、電視新聞台裡、人人口中比較的，都是「哪間學校有多少個滿級分」。彷彿「成功」就只有那個樣子，學生的生命裡就只有這點可取，學校拿學生的名字貼滿紅榜打廣告天經地義，而整個台灣也就只有這件事值得關心。

每年都是同樣的放榜新聞洗版，我們不禁要問：這樣的新聞，到底意義何在？

｜被定型的「成功」，終究是升學主義的形狀｜
這些新聞或許採訪了不同學校、撰寫了不同的故事，但傳遞的都是同一套「成功學」。它給定了一塊模板，告訴社會，這些能站在這裡的學生，就是「成功」的樣子——這裡的「成功」當然是學業上的、在升學考試裡取得的滿分。故這場展示不只是純粹無害的故事分享，它所傳遞的訊息再製了升學主義對「成功」的想像，把這兩個字定義在「取得好成績」的框架裡，進而要求學生去追求、選填某些普遍被社會重視的高分科系。在這樣的文化底下，學生不被鼓勵去探索或開發自己的興趣和潛能；而就算學生有了自己的志向，也時常被迫不能自主的選擇，扼殺了更多元的自我實現可能。

｜「成功」只要努力？階級擺在哪裡？｜
2002年，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發表論文〈誰是台大學生？〉，指出階級在聯考制度中的決定性影響，打破「聯考制度最公平」的迷思；2016年，聯考時代早已結束，駱教授再推出〈誰是台大學生 2.0〉，告訴社會：不平等並沒有隨著聯考時代一同結束。

許多學術研究都說明了，除了個人努力之外，原生家庭的階級、經濟狀況、父母教育程度等都在學生的學業成就裡佔有決定性的因素，考試從來就不是一場平等的競爭。但放榜新聞只是一味的將滿級分的學習成就當作努力的成果，對這樣的因素和不平等被視而不見，進而消去了對制度本身的反省。或許有人會說，每年的放榜新聞也包含了對出身清寒家庭和身心障礙學生的採訪，但在缺乏對制度本身根本性反思的情況下，這樣的訊息比起是對其他出身中下階級學生的鼓勵，更多成了對制度的矯飾和痛苦的來源：翻轉階級的神話（神話只是少數，更非常態），將所有制度的不平等形塑成個人不夠努力的後果。不平等的制度在放榜新聞裡逃過一劫，學生卻得承受更多的責備。

｜學生的故事，社會的消遣，能有多嗜血？｜
一位去年受訪的學長和我們提到，當時在校長和主任一一介紹完受訪同學後，媒體就開始追問他們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故事」，如果回答沒有，媒體則會繼續追問或誘導他們說出關於自己家庭等私人資訊，甚至在四十分鐘的訪談結束後，還留了兩位「故事特別精彩」的同學下來單獨受訪。

比起表揚學生或是賦予學生話語權，放榜新聞更多是刺探學生私事，再將其剪裁為符合大眾胃口的故事，以製造話題或衝高點閱率。學生多半沒有和媒體應對的經驗，也不曉得說出口的話會如何被媒體呈現，斷章取義、做出荒謬結論更是時有所聞。那不是學生的錯，該負起責任的，是嗜血的媒體，和沒有盡到保護責任、甚至是本身就參與製造這些新聞，無視於學生可能遭到輿論傷害的校方。

｜不要再推拖，終止學校和媒體的共犯結構｜
放榜新聞的問題和亂象存在已久，在學生或網路社群中不時會耳聞對此現象的不滿和批判，卻從未見學校和媒體有更全面性的回應或檢討；而學校和媒體在面對關於這些現象的指責，也往往將問題歸咎到家長要求、社會期待、閱聽眾接受度等藉口，試圖在身為教育者或媒體工作者應盡的責任和應有的倫理中開脫。這樣的現象絕非只是某一方的責任，而是學校、媒體、社會等多方構成的共犯結構；社會文化或結構下的不得不然也絕非藉口，學校和媒體都握有相當的權力，唯一不發起改變的理由，不過就是：他們寧願繼續把學生當成炫耀辦學成果的榜單和收視率、點閱率來源。

作為學生，我們要求學校停止在學測、繁星、第一階段申請、第二階段申請、指考、指考分發等結果放榜後，主動發送採訪通知、主動將學生成績或錄取結果資料洩漏給媒體，並拒絕接受採訪；作為學生、閱聽眾、公民社會的一份子，我們呼籲媒體停止報導放榜新聞、停止探查或報導學生個人生活和隱私、停止發佈迎合和強化升學主義觀念的新聞，而能善用第四權的監督力量，檢討升學制度中的缺失和不平等，並持續關注教育改革等議題，讓理想的教育能夠成為現實。